作者：袁榭
因俄罗斯早前涉篡改兴奋剂实验室的数据，2019年12月9日，世界反兴奋剂协会（WADA）宣布，禁止俄罗斯参与国际体育赛事4年，意味着俄罗斯国家队不能参加2020年东京奥运、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2022年世界杯等。
其实屡犯不改的俄罗斯体育部门被世界反兴奋剂协会处罚不是第一次了，回顾三年前的往事，不难抚今知昔。
世界反兴奋剂协会于2015年11月与2016年7月公开的两份调查报告，指出从2011年起俄罗斯一直以国家机器系统地操纵运动员服用兴奋剂，体育部门与情报机构都是其中关键角色。国际体育仲裁院因此裁决俄国田径队没有参加里约奥运会的资格，并驳回了俄罗斯的上诉。
中国社交网络上津津乐道的“战斗民族”，竞技运动的国家代表队出赛时嗑药拼金牌已经不是新鲜事，但新鲜的是随之而来的禁赛处罚激起的俄罗斯人反应：虽然嘴上说不承认不接受，但免不了暗暗地着急。
公正地说，俄罗斯对运动员兴奋剂的态度并不是一直恶劣地嘴上说不要身体很诚实，但1990年代初的短暂改善，无助于接下来二三十年里因为形势和理念带来的兴奋剂回潮。
从不掩盖到使劲抵赖，5年间俄罗斯官方对运动员兴奋剂丑闻的态度转回原点
平心而论，当今俄罗斯的国营兴奋剂舞弊行为虽然有来自冷战时代的历史渊源，但抵赖兴奋剂丑闻的态度并非一以贯之地沿自旧时代。
在短暂的1990年代初期，俄罗斯的体育系统非常积极地配合国际反兴奋剂体制，强词夺理的官员与指鹿为马的回击几乎绝迹。
在冷战结束后的头几年里，原体制内的体育官僚和运动员们面临着国内其他人都没有面临的机遇：旧时代的特权连同劣迹随着旧体制的灭亡一同消失了。
虽然国家对竞技体育的拨款和扶持断流，但国家运作的兴奋剂舞弊体系也随之瓦解，而且过去的舞弊档案并没有像东德那样完全落入公众与前“敌对势力”手中。
如此一来，在所有行业中，体育业者洗白过去咸与维新、加入世界正规体育体制的激励最足，且包袱最小。
在1992年至1996年，俄罗斯不是没有爆出过运动员兴奋剂丑闻，但政府体育部门几乎不会替运动员个人遮盖丑闻、将事件引向国家仇恨。
1992年-1993年，因兴奋剂丑闻，俄国跨栏选手卢德米拉·娜罗齐希莉科被国际田径联合会禁赛四年。卢德米拉的前夫和原教练尼古莱随后作证，称卢德米拉是在不知情时被自己下药。
即便如此，俄罗斯田联仍然坚持卢德米拉不能在俄国恢复田径选手资格，田联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特别提到“国际规定如此，本国没有权力妄纵使用兴奋剂的运动员”。
1993年秋，3名俄国举重选手因兴奋剂丑闻被终身禁赛，俄国举重协会必须缴5万美元罚款。尽管如此，俄国举重协会主席表示“虽沮丧但服从国际组织的决定，不会上诉”。
但到了1996年时，俄国体育部门的基调陡然转回旧时代。因为虽然国际大气候没变，但国内小气候变了：政府事实上承认第一次车臣战争失败，国内的经济与社会状况始终不见好转。陷入困境的俄国官方开始重新拾起“金牌代表祖国成就”的国族主义体育旧工具。
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上，俄国代表队多名运动员被检测使用禁药。俄罗斯官方一反前几年的配合态度，重拾旧时代的敌对腔调。
俄国奥委会主席称禁药丑闻是“嫉妒我国代表队成绩，无端制造压力”的西方阴谋。之后不管是哪次国际赛事上俄罗斯运动员爆出禁药丑闻，俄国官方的立场都是绝不服从、反咬外国人恶意诬蔑俄罗斯体育、“为维护选手荣誉”上诉到底。
时移事易，冷战前后俄国朝野对禁赛处罚的态度也变了
虽然普京在抗议禁药调查报告与禁赛可能时，把“俄罗斯田径队被禁入里约奥运会”与冷战时期的抵制奥运会相提并论，但两者实际上颇有差别。
冷战时期的俄国，不论官方与民间，都有相当比例真正相信己方代表着人类现代性的更优越选择，竞技体育是优越性体现之一。
这种认知体系的产物，不仅有国家运作的大规模兴奋剂滥用、派特种兵伪装成平民运动员参赛等等“输不起”举动，更有谈不拢代表团安保细节就干脆退出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等“不参与、不承认”举动。
但现在的俄罗斯从官方到民间，认知都更为现实，也就没了“拒绝参与”。普京政府自然需要不断的金牌和奖杯，彰显俄罗斯民族在政府的引领下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俄罗斯普通人的传统本能里，面对任何问题的第一反应是说服自己扛过去。俄罗斯人口学教授纳塔利娅·V·朱巴尔维奇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谈到：“俄罗斯是如此一个国家：人们乐于为了成就国家的伟大而过苦日子……经济下滑了，人们必定就会愤怒——这种简单的理性解释在俄罗斯是不成立的。”
而当政府在叙利亚与乌克兰同时打着两场永不可能彻底宣布胜利的战争、油气出口重挫、国内物价飞涨的时候，俄罗斯运动员的金牌和奖杯，有助于政府的政绩宣传，也能让普通人说服自己相信普京政府。
不过俄罗斯运动员被禁赛，也有助于政府的反西方宣传，也能让普通人说服自己将祖国苦难归咎于西方列强。
俄罗斯抵赖禁药丑闻的分工：平民与部分议员唱白脸，负责接洽奥委会的官员唱红脸
无论如何，当代俄罗斯不论官民都迫切渴望和需要参与包括奥运在内的各种国际活动，没有旧时代一言不合就抵制奥运了。
唯此，才能想见俄罗斯民间因禁药丑闻产生的反西方仇恨、官方的假意配合调查。
民众的仇恨来自于“西方剥夺祖国荣誉”的臆想，官方的虚以委蛇来自于控制丑闻损害同时挽回参赛可能的尝试。
俄罗斯平民鲍里斯·伊万诺夫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西方嫉妒我们的运动员取得了好成绩，所以就拿兴奋剂说事”。鲍里斯说，俄罗斯被找碴，是因为这些组织大多都是美国人在掌管，“他们想要攻击俄罗斯”。
俄罗斯最大的仿“脸书”网站VK上有人发帖：“世界反兴奋剂协会由哪些人构成？你猜对了，就是美国人和加拿大人。他们能信吗？他们之前发现伊拉克有化学武器，现在发现了我国的兴奋剂。”
按莫斯科本地的研究者称，奥运成就，尤其是索契冬奥会金牌第一的成就，在俄国民众中已经被抬高到宗教地位，不论国内外胆敢质疑的都被当成异教奸贼。
俄罗斯官方的表态稍微复杂些，2015年秋丑闻刚爆发时，克里姆林宫发言人称“这不过毫无根据的不实诽谤”，俄国反禁药机构当时的负责人称指责情报部门参与禁药舞弊是“想象力过于丰富，生活在007电影里”。但当危机不断发酵以至奥运禁赛将成事实时，俄国官员开始不同方向的宣传攻势。
一个方向是唱白脸的俄罗斯总统、议员们继续指责禁药丑闻是西方阴谋。
比如议会的外交委员会主席称里约禁赛是“对我国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政治报复”，运动文化委员会主席称“现在只有懒惰的民族才不在运动议题上欺凌俄罗斯”、“禁赛与经济制裁一样都是美国在背后操弄的阴谋”，总统称禁药报告是“政治干涉体育的危险复活”。
另一个方向是唱红脸的对外交涉官僚们做出有限的配合调查姿态。比如体育部长称此次丑闻只源于“一些运动员试图欺骗我们，欺骗整个世界，却没有被更快地揭穿，对此我们感到抱歉”。
2016年6月，俄罗斯本国的调查人员宣布对丑闻立案调查，但刑事调查的重点是胆敢逃亡出国曝光丑闻的前官员罗琴科夫，“政府与安全机关”的涉入只是捎带提到。
“仇恨说实话的人”，促使国民反感踢爆禁药丑闻的人
一些俄罗斯人为了国家面子和个人利益，是能自我催眠到相信“现在没有俄国军人在乌克兰打仗”的。2015年4月，俄罗斯一家民调公司的民意统计中，37%的受访者坚信本国没有军事涉入乌克兰内战，38%的受访者认为“就算俄国的军人与军械出现在乌克兰战场上，政府说谎抵赖也是无可指摘的最正确决策”。
一部分俄国人连战争都能自欺到视而不见，“运动员嗑药”相比之下微不足道，推己及人，自然很难相信国际组织踢爆禁药丑闻真有公义与诚信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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